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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價中標自實行以來，一直紛爭不斷。進入2016年，北師大教授鐘偉的一篇文章，挑起了新的一輪圍繞著最低價中標的爭論。　

    元旦剛過，鐘偉突然拋出文章《最低價中標是貌似善舉的惡行》，業內外人士隨即加入討論。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從業人員從不同角度和層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春節過后，爭論的熱度依然不減，甚至延續到兩會上，在會上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高潮，至今仍然議論不斷。

　　最低價中標之眾矢之的

　　這一輪爭論是從對最低價中標的詬病開始的。

　　首先發難的鐘偉指出，在通常最低價中標的競爭中，帶來了良者退出和劣者胡來的困局。如果僅考慮價格，而不考慮投標者的信用、有質量保障的商品或服務的合理成本和利潤，不考慮后續的履約和售后，那么最低價中標就足以導致市場秩序癌變。

　　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也紛紛發聲，矛頭直指最低價中標。他們認為，最低價中標辦法的錯用和濫用，嚴重擾亂市場、阻礙正當競爭、降低產品質量。這種惡性價格競爭，促使一些投標人為了中標不惜低于成本報價，中標后則采取偷工減料、降低配置、以次充好、高價索賠等方式彌補自己的損失，有的甚至以停工、延期竣工、拒不交貨等手段威脅招標人增加費用。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的一份提案指出，由于當前多家企業在投標同一項目時，技術標評比差距并不明顯，而商務標評分則成為脫穎而出的關鍵。環保行業具有內部排他性，個別企業可能急于形成區域市場的進入壁壘，從而滋生了惡意低報價的非理性行為。近期公布的環境項目中標價格明顯低于成本價已成為行業普遍共識。提案以具體的成本調查數據證明，污水處理行業無論是建設成本或是運行成本，都顯著高于當前最低中標價格。

　　最低價中標之正本清源

　　最低價中標的討伐聲中，招投標從業人員和一些專家學者顯得比較理性。

　　有專家指出，最低評標價法既有法律基礎，也是國際慣例。《招標投標法》和《政府采購法》明確規定，最低評標價法是評標方法之一。國際上，在被各國視為政府采購法規范本的《聯合國公共采購示范法》中，“投標價最低原則”即為兩種中標原則之一。《政府采購協定》中也明確約定了“價格是唯一評標標準，報價最低的投標”為中標者的適用情形。節約政府資金、追求良性價格競爭是各國政府采購的相同目標。因此，最低評標價法在世界范圍內應用廣泛，并非我國獨有。

　　一些專家學者從厘清最低價中標的內涵入手，試圖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目。他們強調，最低價中標并非一味追求絕對低價，而是有前提條件的。最低評標價法，是指投標文件滿足招標文件全部實質性要求且投標報價最低的供應商為中標候選人的評標方法，即報價最低的前提是滿足招標文件“全部實質性要求”，也就是采購需求，采購需求要求采購人制作招標文件邀約的時候要考慮投標者的信用、有質量保障的商品或服務，考慮后續的履約和售后，所以并非如鐘教授所說是“一個幾乎以低價為唯一競爭尺度的社會”。

　　最低價中標之所以帶來諸多問題、廣受詬病，就是因為放棄了這些前提條件，一味追求低價，導致對最低評標價法的誤用和濫用。有專家分析認為其原因是：需求不當、評審不嚴、追責不力。

　　需求不當。在最低評標價法中，實質性響應采購人需求是進入比價環節的必要因素。因此，如果采購人在制定采購需求的過程中不夠嚴謹，那么就容易被供應商鉆空子。甚至有的采購人責任心不強，在需求環節就被供應商牽著鼻子走，在擬定技術參數時聽憑一家之言，最終供應商可以“正大光明”地用低劣產品來實質性響應采購需求，結果采購人買到的貨物既用不上，又退不了。

　　評審不嚴。判斷供應商投標文件是否滿足“實質性響應”的標準，是采購評審的職責，如果讓不滿足條件的供應商在評審環節蒙混過關，那么這些本身就具備成本優勢的供應商就極易在價格比較中奪魁。實踐中，“專家不專”“專家不公”“專家不嚴”等現象都是導致評審環節出現漏洞的原因。

　　追責不力。惡意低價給采購人帶來最大的麻煩是履約問題，這意味著采購人合理設置采購合同中的違約條款極為重要。如果違約條款設置不得力，供應商自然肆無忌憚。好的合同違約條款可以讓供應商“望罰止步”，從而倒逼其在方案設計和投標報價中嚴謹細致。

　　最低價中標之操作指南

　　關于最低價中標的討論，更多的文章聚焦實際操作問題，即對成本的理解和低價的認定。綜合大家的意見和建議，評標時認定供應商是否過低報價可以采取三種辦法。一是對照招標文件，二是遵循法律法規，三是進行量化評審。

　　“對照招標文件”就是按招標文件中規定的無效標條款和對招標文件的響應情況來處理。招標文件中一般都有無效標條款，如果其中對過低報價進行了規范，則可用其對低價進行認定。在招標文件中，無效標條款一般是：“投標報價明顯低于其他投標人，經評標委員會質詢后不能在規定時間內說明理由，或說明理由但評標委員會認為理由不能成立的，按無效標處理。”

　　其次，可以對過低報價的投標文件進行認真評審。如投標人未能響應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方案不完整，則應降低對投標人能力的評價，從而減少其中標的可能性。

　　第二個辦法，“遵循法律法規”就是按照招標采購的一些規定，來處理和認定低價投標。比如，《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第五十四條第四款中規定：“評標委員會認為，排在前面的中標候選供應商的最低投標價或者某些分項報價明顯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響商品質量和不能誠信履約的，應當要求其在規定的期限內提供書面文件予以解釋說明，并提交相關證明材料；否則，評標委員會可以取消該投標人的中標候選資格，按順序由排在后面的中標候選供應商遞補，以此類推。”

　　第三個辦法是“進行量化評審”。這一直是人們努力的方向，但是卻有不小的難度，因為這需要兩方面的標準作支撐，即客觀公平的市場參照價，以及惡意低價投標低于市場參照價的比例系數。這兩方面的標準都需要一把標尺來衡量，但現實問題是，這把標尺是缺失的，或是不統一的。許多文獻都試圖給出統一的成本價計算標準，并在此基礎上確定其折算系數。

　　具體操作過程中，貨物、工程、服務的成本核算方式和標準是不一樣的。有人建議，工程類要守住20%紅線，如果報價低于預算價的20%，供應商要想在工程上賺錢，基本就只能靠偷工減料和偷稅漏稅了。貨物類要重點評定管理費用，一般貨物的成本價不能低于市場平均價，這個市場平均價中能節省的只有管理費用。服務類要具體項目具體分析，因為服務的種類繁雜，有24個大類之多，成本的構成多種多樣，成本價的判斷標準要相對復雜一些，需要依據具體項目具體判斷。

　　關于最低價中標的爭論顯然不會到此為止，但隨著爭論的持續和深入，最低價中標的制度建設和實務操作一定會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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